今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今天（12月8日）上午，“两个结合”与新的文化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校内外专家同仁相聚复旦并开展深入研讨。
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公龙致辞。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玉刚主持会议。
陈志敏表示，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现实路径和内在规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正是“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期待大家深化交流、碰撞思想、凝聚共识，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为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勇于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言献策，发挥好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作为文化高地的作用，为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言献策。要坚持理论武装，把思想之旗举得更高，深入做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和阐释工作；坚持舆论先行，把奋进之力聚得更强，加强舆论宣传和文化传播工作；坚持以文化人，把信仰之魂铸得更牢，做好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铸魂育人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王公龙认为，“必由之路”蕴含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规律性认识”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最大法宝”体现了我们党对坚持“两个结合”的高度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深入研究“两个结合”与新的文化使命这一命题有助于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实质。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锡喜，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黄力之作专家报告。
以“‘两个结合’的时代意义”为主题，吴晓明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实际上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开始要求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包括革命的实际和建设的实际，而当它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理论高度时，则需要更加重视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他看来，只有当所学的知识能够在传统中生根，并且因此具有“家园”之感，才能成为本质的和伟大的思想。他强调，传统并不是遥远的过去，不是纯粹的过往，而是依然活在当下，严格地说应该叫“活着的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不断地被开启、被赋予新的生命的。
围绕“两个结合”和“一个结合”命题关系，陈锡喜认为，“一个结合”蕴含了“第二个结合”的意蕴，“两个结合”命题是对“一个结合”命题的内涵深化和路径拓展。“两个结合”理论命题的提出，不仅体现了语境的转换，也彰显出理论境界的提升，反映了我们党守正创新的理论自觉。他强调，学理化要提升通俗化，袪弊教条化，力戒标签化，要深耕经典著作，要结合历史发展来挖掘背后的理论逻辑，而不能简单地停留于话语的比较。
黄力之在以“‘马中’两要素对‘马中西三要素’的提升”为主题的报告中指出，目前“第二个结合”切合了当前时代的需要，激发了中国思想界对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以及“马中西三要素”内在关系的重新思考。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可以发挥其“过滤”的作用，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沿着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前行。中国文化既不会回到过去，也不会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王公龙，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晓强、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黄凯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孟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海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康令、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国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徐伟轩分别作交流发言。
王公龙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文化的实践本质，擘划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蓝图；把握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属性，谋划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战略部署；聚焦价值观在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地位，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科学凝练“两个结合”，为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广阔前景。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新篇。
丁晓强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贡献和深刻意蕴，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哲学、对于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对于列宁的两种文化思想都有创新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新的文化使命，是对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回答，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意蕴深刻，意义重大。
黄凯锋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整体性，既体现了新时代我们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客观认识和主动自觉，准确把握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发挥作用的时机和条件，又充分体现了文化的中国特色和人类普遍共识的统一。
苏长和从学思用的角度分享了如何把习近平文化思想具体贯彻到学院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上，包括学科要有自己的政治根基；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将自主知识体系转化到育人过程以及运用自主知识体系开展国际传播。
孟建提出，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基础上，在继续强调市场发展逻辑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文化发展逻辑，用双轮驱动的方式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要让文化成为重要战略资源。
吴海江认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解决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从而为破解文化发展上的“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两个结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了广阔空间。
陈康令指出，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既要做好古往今来的文化传承，又要做好南来北往的文化传播；既要在国际比较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要在历史比较中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李国泉认为，要培养和树立文化自觉，核心问题就是确立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如何审视好中国道路的文化基础，彰显中华文化的经世致用价值，特别是从文化传统中挖掘解决当代人面临难题的智慧和启示，是当下树立新的文化自觉的题中应有含义。
徐伟轩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关概念的辨析”为题，分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
本次座谈会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基地、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出席座谈会的还有复旦大学相关部处领导、专家代表，复旦大学院系师生代表、博士生讲师团代表、《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代表、青年讲师团代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