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和逻辑起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9-10-14 作者:卫兴华,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2019/10/14  人民日报)

  ■结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两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可以表述为: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借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所确立的逻辑起点,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运用,作出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等重大论断。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和逻辑起点问题。这是因为,只有明确了主线和逻辑起点,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应该是统一的。从已经发表的论著来看,有的认为主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的认为主线是发展生产力;有的认为我国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应以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既共同发展又相互矛盾为主线;有的认为应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为主线;还有的认为应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主线;等等。在这个问题上各抒己见,进行探索,一方面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处在探索构建过程中;另一方面表明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其实,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主线,这条主线也应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中。这条主线是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存在、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列宁也讲:社会主义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让劳动人民过上温饱不愁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进而要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包括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都能充分满足需要。共同富裕是个相对概念,可以有不同层次。列宁用“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来表述,意指高层次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既表明社会主义发展应达到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美好生活水平,又表明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分配公平。原始社会实行公有制,没有阶级剥削和奴役现象,但生产力极端落后,没有共同富裕。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财富随之增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存在剥削制度和贫富两极分化,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要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前提。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连在一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抓好的两大环节。《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前所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同样强调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以使每个劳动者过上富裕的生活。只有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有巨大的吸引力;才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解释世界,而且具有改造世界的强大真理力量。

  由此,结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两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可以表述为: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看,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我们常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但是,为什么要搞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如果不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初衷和根本目的相联系,就会说不清楚。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其初衷是要让劳动人民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成为社会的主人,过上有尊严的富足的生活,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初衷和根本目的的唯一途径。实行公有制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公有制、按劳分配都是服从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都是围绕“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主线运行的。

  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看,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遵循这一主线,发展就会取得成功;偏离这一主线,发展就会遭受挫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施并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一大二公”的公有制,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挫折,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我们遵循社会主义本质规定,致力于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并将其具体化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创造了中国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学界也有不同主张。笔者认为,应借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所确立的逻辑起点。从表面上看,《资本论》是从研究商品开始的,似乎商品就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但应看到,商品生产与流通早在奴隶社会就存在,并在以后的社会制度中不断发展。商品、商品生产、商品流通都是中性的,不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它既不决定也不影响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因此,商品不能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也一再批评庸俗经济学家用商品市场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此掩盖资本主义本质关系。

  马克思确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时,提出了两个不同层次的逻辑起点。

  一个是宏观层次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专设一节讲“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指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从人口开始,也不能从劳动开始。“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研究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要确定在该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普照的光”。封建社会“普照的光”是土地所有制和地租。资本主义社会“普照的光”是具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的工业资本。远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制度中就存在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但不构成资本主义。正是工业资本的产生和发展,推动形成资本主义私有制,才形成了资本主义。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研究工业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工业资本的流通过程。在具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的工业资本这一“普照的光”主导下,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土地所有制及其经营方式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它们都从属于工业资本,放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研究。

  另一个是从单个资本主义企业即微观层次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这是从《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开始的。这一章研究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以及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它说明:非劳动者占有的货币成为资本,劳动者成为为资本服务的雇佣劳动者。正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了所有制的资本主义性质。先有这种生产关系的形成,才有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论述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入口处”的前期关系。

  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照的光”是一致的,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为主体。这在我国宪法中主要体现为两条规定: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与继承;另一条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创新。可以说,公有制和公有制为主体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照的光”,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种经济形式的社会性质是由其内部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应表现为,企业职工以主人翁的身份与属于全民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要体现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上,具体表现为职工拥有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选举权等。

  应当注意的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把它放在相关论著的第一章。这方面论著的第一章或导论,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讲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等。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上一条:尤国珍:“清正廉洁作表率”的时代价值 下一条:王东京:振兴乡村产业要以农民为主体